针对知识产权刑事风险的问题，近日，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组织名为“知识产权刑事风险防控和刑事救济”的研讨会。
来自央视、鸟人、蓝星等企业的代表均表示，当前知识产权的维权成本高、违法成本低，而民事途径的维权则基本上是得不偿失。与此同时，刑事救济手段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中越发受到青睐，出现刑事责任扩大化的趋势。但知识产权保护的“双刃剑”效应，也突出的表现在刑事保护手段上。企业在追求刑事手段强有力救济效果的同时，也很有可能为其所伤，甚至有可能因此而扼杀技术创新。
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张平指出：“正常企业间知识产权竞争和民事纠纷，如果都用刑事手段解决，会导致公权力部门滥用职权，扼杀产业的发展。”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则认为，知识产权案件应该坚持先民事救济，最后才是刑事救济的原则。
民事救济多坎坷
近年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和行动都在增强，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断加入维权行列。在这其中，由于互联网迅速兴起，音乐制作公司的维权显得颇为突出。
鸟人是较早开展维权的音乐公司，也在维权过程中遇上了较多的困难。鸟人公司总经理勾蒲亮介绍，在诉讼过程中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“拆分立案”，只能每首歌立一次案。
“我们在山东维权，一个案子一首歌，诉讼费是一千块。如果这么算，一个案件一百首作品，就要交10万块。”勾蒲亮说，“也就是说，要想让他获得赔偿10万块，自己就得先交10万诉讼费，而且还不包括诉讼成本。”
由此也可以看出，这种“拆分立案”的方式，给企业带来的问题就是维权成本上升。但另一方面，巨大维权成本却很难换来收益。维权的成本和收益失衡的问题，困扰很多企业。
央视网维权总监王健全就透露，在对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拍摄的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的维权中，最终仅获得了来自某网站的7万元赔偿。
不仅维权结果差强人意，而且企业选取民事途径救济的过程也颇为艰难。
“民事诉讼很大的问题是很难取证。”中国蓝星集团北京分公司监事处处长尚天翼提到，按照产品地址去找侵权产品的生产企业，结果根本没有这个地方。“所以，这种民事诉讼手段很难打到根源上，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感觉。”
知识产权维权成本高昂的问题并非我国独有。“从国际范围来看，美国、日本等主张知识产权的都是协会联盟、出版集团。”张平说，“而个体的维权，则基本上是得不偿失的。”
张平认为，未来在中国进行知识产权维权，应该集合在一起统一行使权利，比如协会、集体管理机构或者联盟、经纪公司等途径。
刑事手段的双刃剑
由于民事手段维权的渠道并不通畅，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维权开始转向刑事手段。
根据最高法院今年4月份发布的《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（2012）》，2012年民事、行政、刑事三类知识产权案件中，刑事一审案件的增长速度最快，高达129.61%，翻了一倍多。
由于刑事案件是由公安、检察机关介入调查取证并提起公诉，企业在民事诉讼中面临的取证难等问题迎刃而解。而且刑事案件当中将采取一定的人身限制措施，作为竞争对手的企业往往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快速“消灭”对方。
但与民事诉讼保护私权不同，刑事诉讼手段保护的是公共利益。一旦进入刑事程序，将不以企业意志为转移。“刑事案件一旦启动很难受控制，作为企业不一定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。”尚天翼表达了类似的担忧。
不过，从最高法院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，知识产权保护刑事案件则是在快速增长。这背后则隐含着一个重要的问题：刑事责任扩大化。刑事责任的扩大化，也意味着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刑事风险上升。
刑事责任的扩大化，也与知识产权案件的量刑标准不断降低有关。比如2011年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就规定，网络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以上的，就已经达到了刑事处罚的标准。
张平认为，如果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竞争和民事纠纷都用刑事手段解决，有可能造成公权力机关滥用职权。
“民刑法律交叉有三种情况。”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对此作了具体分析，先刑后民、先民后刑和民刑并进。“如果一出现民刑法律交叉的情形就选择先刑后民，就会把整个程序都搞乱了。”
田文昌认为，知识产权首先是民事救济，最后才是刑事救济。一定要把握刑事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原则。
刑事责任扩大化不仅仅是扼杀某一个企业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可能扼杀某一项技术的创新。“发展壮大的根本是依靠创新，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。而不是拿到一小点权利就去诉讼，这样只能获得暂时的利益而已。”张平说。（记者 刘涌）
（编辑：朱杉杉）
